9月13日，“考古所见成都平原史前人与水的关系”学术讲座在四川大学博物馆举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黄明结合近年成都平原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新收获，从环境考古学视角系统梳理了史前先民与水的互动逻辑，展现了古蜀文明演进进程中人与水共生的生存智慧与文明特质。

旧石器时代，先民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对水源和石器原料存在双重依赖，形成了“逐水而居、居高避洪”的生存策略。目前成都地区已发现9处正式发掘的旧石器遗址，集中分布于龙泉山两侧缓丘台地、岷江的高阶地带，沱江支流等区域。这类区域既靠近水源获取饮用水与砾石原料，又能依托高地海拔规避平原洪水威胁，遗址中普遍可见小型冲沟、浅水洼地等便于取水的微地貌特征。

进入新石器时代，定居农业的发展推动先民逐步向冲积扇平原腹地拓展。以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3700年）为代表，早期聚落多集中于山前地带，主要利用周边湖沼、浅水洼地供水；到宝墩文化晚期，伴随人口增长、稻作农业发展以及防洪技术提升，人群大规模向平原腹心地带迁徙，聚落数量显著增加但单体规模有所缩小。先民优先选择岷江、沱江冲积扇的扇中地带（今郫都、温江至成都一线）聚居——该区域河道由顺直转为辫状，水流趋缓且细颗粒沉积物丰富，既具备优良的农耕土壤条件，又能最大程度规避干流洪水侵袭。

成都平原“两山夹一盆”的地貌格局、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集中降水、出水口数量有限，加之地震引发的堰塞湖溃决次生灾害，使得区域内洪水频发。距今4000年前后，受气候事件影响，成都平原进入洪水高发阶段，这一周期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洪水频发期具有整体一致性。

伴随生存空间向平原推进，古蜀先民的防洪技术与思想也经历了逐步演进的过程：

宝墩文化早期：主要依托城垣抵御洪水，城址多顺地势修建、避开岷江干流，选址于支流区域，部分城址外围的壕沟兼具防御与防洪双重功能。

宝墩文化晚期：出现专门的人工防洪堤坝。温江红桥村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000年的水利设施，是目前成都平原已知最早的有明确证据的防洪工程，通过夯筑土层提升土体抗压能力等方法，抵御洪水冲击。

至迟到商周时期，防洪思想实现从“堵”到“疏”的关键转变。考古发现了竹笼装石、木桩加固、“工”字形导水堤坝等工程遗存，如指挥街遗址、方池街遗址均见相关水利遗迹，先民从被动挡水转向主动疏导水势，标志着人水互动能力的重要提升。

本期讲座通过对比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间分布，揭示了不同生计模式下人水关系的显著差异。黄明提出，古蜀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人与水不断博弈、调试、共生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被动依水而居的生存适应，到新石器时代主动利用、改造水环境的技术探索，最终孕育出都江堰水利工程所代表的人水共生体系，这种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生存智慧，不仅塑造了成都平原独特的文明演进路径，也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生态理念的早期实践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