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文在《社会科学辑刊》2026年第2期撰文指出：人工智能立法应以特定的伦理原则为基础。作为立法者，须以现实主义为视角看待人工智能及其伦理原则。欧盟《人工智能法》和独联体《人工智能技术示范法》都将人工智能定位为纯粹的工具论地位，而非学术界所高呼的道德主体或法律主体论。同时将人工智能立法的伦理基础界定为对人工智能设计、开发和使用者所提出且须遵循的伦理要求，非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伦理要求，更非人工智能自身在运行中自主选择和形成的伦理要求。在人工智能立法的伦理基础中，尤其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不能无视政治国家的界限，直接将全人类的利益作为其追求目标，而应以政治国家之构成者为最初的和直接的服务对象，通过跨国形式面向全球提供人工智能服务，间接实现增进人类福祉的目标，在保障人类安全性的前提下，保障人类自主性尤为重要。此外，人工智能立法的伦理基础还包括涉及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伦理原则、人工智能技术社会应用的伦理原则，以及考虑人工智能技术数据驱动特性的伦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