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2025年度纪检监察十大事件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会议发布了“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等“2025年度纪检监察十大事件”，并围绕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新型腐败治理、廉洁文化建设以及纪检监察学科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

完善纪检监察体制机制和法规制度体系

2025年，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及其实施条例同步施行，纪检监察制度体系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完善。“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全面推进，使监察权运行的规范要求更加凸显。在这一制度背景下，监察法规在整体法体系中的定位、不同规范之间的衔接关系等问题成为会上讨论的重要议题。

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制度属性和体系定位，武汉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秦前红提出，随着实施条例内容不断充实，其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以及与行政法规、地方法规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在理论上作出更加清晰的界定。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并行运行的制度格局下，两大规范体系之间的效力交叉和相互渗透，已成为纪检监察制度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同时，纪检监察的法治化及以此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亟待进行深入研究。

从制度修订的现实背景出发，山东大学纪检监察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朱福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的修订内容作了系统梳理。他提出，条例修改一方面着力落实新修订监察法的具体规定，确保制度要求精准落地，另一方面也将近年来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制度成果。在具体内容上，条例通过强化监察监督职责、细化监察建议的适用情形和落实反馈机制、完善监察强制措施程序等方式，对实践中反复出现的重点问题作出回应。

围绕监察权运行中的权责配置问题，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喻少如认为，实施条例修订在强调依法公正行使监察权的同时，也通过完善派驻制度、规范调查权限、强化对监察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力图在权力集中运行与制度约束之间形成更加清晰的制度平衡。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在提升监督效能的同时，对权力规范运行的持续关注。

在更宏观的理论层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于文豪将纪检监察法治化问题置于“治权”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在他看来，腐败的本质在于权力滥用，法治反腐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安排规范权力运行。纪检监察工作的法治化，不仅体现在程序规则的完善，也体现在通过明确纪法边界，为权力行使提供相对稳定的制度预期，从而引导党员干部形成自我约束。

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

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数据与趋势备受关注。2025年，正风肃纪反腐持续保持高压态势，风腐同查同治成效显著。西北政法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褚宸舸认为，2025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通过教育与查处结合，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整体提升。面向未来，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点在于聚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层次问题，并坚持风腐同查同治，做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腐败问题的表现形态不断演变，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日益成为纪检监察实践中的突出难题。2025年印发的《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以下简称《证据指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重要制度举措，也成为会上讨论的重点内容。

围绕该证据指引的制度功能，东南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执行院长刘练军认为，《证据指引》通过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表现形式进行类型化归纳，并围绕犯罪构成要件明确取证要点，为调查取证工作提供了较为系统、可操作的规范依据，有助于提升执纪执法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同时，他也注意到，其在实践指导和学术研究中的适用空间和研究条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已成为纪检监察领域的标识性概念。山东大学法学院监察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恒强调，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纪检监察领域具有标识意义的分析范畴。近年来，中央层面从强调惩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到进一步提出防治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反映了反腐败斗争对腐败形态变化的持续回应。《证据指引》的出台，体现了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将执纪执法活动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的制度努力。

在更为综合的治理视角下，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一远将新型腐败问题与作风建设放在同一分析框架中加以考察。他认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巩固，是一个通过持续正风肃纪反腐不断积累“量变”，进而推动制度体系和政治生态发生“质变”的过程。在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和跨境腐败问题更加复杂的背景下，治理方式也需要在制度、技术和文化层面同步推进。山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所长肖金明提醒，在新型腐败、隐性腐败问题更加复杂的背景下，必须正视新科技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加速数字纪检监察建设，在科技赋能反腐败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对纪检监察领域科技应用的制度约束和伦理规范。

深入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在制度建设和执纪实践持续推进的同时，2025年，纪检监察工作也呈现出更加注重价值引导和知识体系建设的趋势。《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的制定实施受到学界关注。深圳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叶海波认为，从侧重干部群体的“廉政文化”逐步转向面向全社会的“廉洁文化”，这一转向意味着反腐败工作不再仅依赖制度约束和惩戒手段，而是更加注重通过价值塑造影响行为动机。在实践中，应将理想信念教育、纪法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结合，推动廉洁理念在社会层面形成更加稳固的认同基础。肖金明认为，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充分释放廉洁文化对清明政治、清廉政府、清朗社会一体建设的基础依托作用和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综合效应，尤其是在筑牢“不想腐”思想根基和巩固“不能腐”制度约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基础理论方面，辽宁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院长王喜满认为，“五个进一步到位”的重要论断，从认识、党性、权力规范运行、监督执纪和责任落实等方面提出系统要求，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2025年亦取得新进展。郑州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许东升认为，纪检监察学应紧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论述，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和范畴。同时，应通过完善理论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加强学术研究与纪检监察实务之间的互动，培养适应新时代治理需求的复合型人才。肖金明认为，学界应立足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紧扣纪检监察实践的理论和人才需求，加快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着力提炼凝练标识性概念范畴、原创性命题范式，加快构建纪检监察学自主知识体系，为高层次纪检监察人才培养提供坚实的学术依托和支撑。

研讨会由山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党内法治研究中心、纪检监察法治研究中心、《党规学研究》编辑部等机构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