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是一时冲动，决定办学的时候，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后来我也没想到办个学校这么难。但是，就是因为当时那股子傻劲儿才有了我们学校的今天。这世上，白手起家不怕摔跤，只有傻子才能成事儿。”陕西首家私立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师新民在回答记者提问 “是否是理性选择创办这所农民工学校？”时这样出人意料地回答。

“冲动”之下的办学梦

1978年，20岁出头的师新民初出茅庐，踏进社会。他卖过菜，开过饭店，做过生意，“一边做生意，一边结交朋友。”由于爱好钻研法律，后来考入西安市公安局，成了一名公务员。生活的巨大转变发生在2008年。这一年，师新民的大女儿要上小学了，可是由于户口问题，师新民跑遍了西安大大小小的小学却都吃了闭门羹。就在这时，师新民遇到了一位高陵的领导，他给师新民介绍认识了国家教育司主任。师新民跟主任沟通了一周，详细了解了国家的办学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制度后，于是一拍大腿，决心创办自己的学校。

“我喜欢结交朋友，并且不在乎身份的贵贱，自己女儿上学的难处让我特别同情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工兄弟。他们谋生不易，又背井离乡，一般学校的赞助费、借读费又高，他们也没有时间管娃娃。但是娃娃要是不接受教育，那就真是毁了孩子的一生。养娃容易，育娃难啊。”师新民回忆自己创办学校的动机时这样感叹道。

师新民告诉记者，自己创办博达学校出于一种信念——人与人是平等的，教育公平是实现这种平等的基础，而这一信念来自父亲的教育。师新民的父亲12岁从河南逃荒到西安，但是作为外地人受尽了当地人的白眼，以至于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被扣上了成分不好的帽子，直到1979农村改革才得以翻身。师新民从这段不平等的经历中非但没有产生憎恶社会的消极情绪，相反，他认为，人不能够抱怨社会，而应该积极做些什么来平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看到自己的女儿以及周围的农民工朋友再一次遭遇自己曾经同样经历的不公平时，积压多年的情绪才终于找到了出口。“我不怕失败，办学的路上再难，睡一觉第二天我又充满了干劲。我深信国家的政策一定会越来越好，我的学校一定会越办越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加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造成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这些劳动力逐渐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发展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农民工不再孤身漂泊，而是选择拖家带口迁移。由于农民工生活漂泊，夫妻离异十有八九，加之收入不稳定，导致部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近2000万，他们当中，受户籍限制想要就读公立学校，需要交纳高额的借读费、赞助费，而农民工普遍经济条件低，难以承担，从而导致失学率高达9.3%。正是在公办学校容纳量有限且学费高昂的情况下，社会上才涌现了大量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多是像师新民这样的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的个人投资，基本设施依靠个人解决，经费大都来自学生学费，而招生对象又是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阶层，这一切导致学校经费有限，教学设施简陋，养不起教师，从而达不到办学标准。

爱心呵护求学心

从2008年办学至今，在我国长期执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导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管理不到位的环境下，师新民创办的博达农民工子弟学校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经营，已经从12个老师11个学生的尴尬境遇转变为拥有6个班级11个班，413名学生的全日制封闭式学校。这其中的辛苦恐怕只有师新民自己知道。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那真是困难。2008年，我们第一学期总共招了12个老师，11个学生。校址选在了未央区。当时就是咬紧牙关，闭着眼睛往下走，心想着走到哪步算哪步。”师新民在谈到开始办学的辛酸时猛吸了一口烟，两只眼睛却散发着异常坚定的光彩。

“6年来，为了经营好这所学校，我已经投入300多万了。这里头有我自己多年经商的个人积蓄，也有咱们社会的捐助。但是钱还不是最困难的。办学过程中，最让我头疼的其实是跟学生家长的沟通。要知道，没有家长参与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家长长期缺席学生的家长会，有的甚至态度特别恶劣，让他来看看孩子，跟老师沟通沟通，他竟然说，我给你们钱就是让你们好好教育我娃的，要打要骂你们看着办。”谈到办学过程中最大的挫折，师新民这样说道。

通过跟师校长沟通，记者了解到，来到博达学校的孩子家长大多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打工者，普遍文化素质偏低，其中相当一部分家长因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固执地认为，只要花钱送孩子进了学校就尽了全部的教育责任，其他一切都是学校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加之在这些家庭中，有20%的家庭是单亲家庭，25%的家庭是组合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尤其严重。师校长说，学校孩子的心理问题是他一直最为关心重视的大问题。为此，博达学校通过教师的培训以及定期的心理讲座时刻细心观察、爱护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理健康。为此，师新民还特地把自己的手机号告诉全校同学，并叮嘱到：有心事就打给校长。师新民为此举了一个例子。一次，师新民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电话里孩子向他哭诉自己的父亲不让自己上学。于是师新民挂了电话赶忙开车来到孩子家。只见孩子家里里外外围了几十人，孩子哭着钻到了桌子底下，孩子父亲则拿着棍子坐在桌边抽烟。师新民见状来到孩子父亲面前：“请您先让我问问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是讲道理的，先让他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孩子委屈地说自己确实是不会做题才没完成作业，师新民听后跟孩子父亲沟通到：“您是轧面条的对吧？如果今天您生病了雇了一个工人来工作，但是他却不会，你难道要打他么？”孩子父亲一时无语，周围的邻居也纷纷支持师新民。接着师新民说：“请您向我的学生道歉。”起初孩子父亲还碍于面子，以“老子”自居不愿意配合，但是第二天，孩子父亲还是专门来到了学校找到了师新民，握着他的手表达了歉意与感谢。

梦想无痕存高远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走在博达校园里，你会发现，只要遇到师校长，再顽皮的孩子也会放慢脚步，毕恭毕敬地向师新民鞠躬问好。师新民创建博达学校以来把自己的家也搬到了学校，自己的夫人从事学校行政工作，连大女儿每天放学后一有空就会负责给低年级的小学生讲课。在谈到对自己两个女儿的教育问题时，师新民说：“我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要让孩子从小懂得保护自己。”据记者了解到，师新民不定期的就会邀请自己的警察、律师朋友来学校进行法律、安全知识讲座，从而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和法律观念。同时，通过全封闭的寄宿管理，让孩子从独立料理自己生活开始，培养独立的生活学习意识。师新民得意地告诉记者，一次妻子让四岁的小女儿给自己做一件事情，哪知小姑娘却仰起头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2012年6月27日，高陵县教育局副局长像往常一样翻开报纸浏览当天的新闻，得知自己年轻时教过的最调皮的学生师新民跟他创办的博达学校的故事，他赶忙拨通了师新民的电话：“学生，你现在干啥呢？我咋听到你在西安办了一个学校？”师新民问：“你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我面前就放着华商报。”下午，副局长带着13个高陵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博达学校。副局长激动地握着师新民的手说道：“真是没想到，你这么调皮的学生竟然能办这么大的事儿。”

师新民现在每天读书学习到凌晨3点，早晨8点起床练习武术。在管理学校事务之余会做些基建来填补学校亏空。在被问到自己梦想的时候，师新民抿了口茶，淡淡地说：“我爱我的教育事业，我就想把学校办好，培养好下一代。”

采访手记

我和师新民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去年冬天，他的学校需要一份上报材料，采访的前后都是围绕着学校管理来进行。稿子完成发给他后，就没有联系过，我以为材料写得不好，没法采用，他不好联系我，我更是不好意思和他取得联系。这次采访是第二次见面，人依旧，只是采访的内容和梦想有关。

第一次采访，从他的嘴里，你绝对听不到困难、失败、沮丧、辛酸这样传递负能量的词语，有的只是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考。而这次关于梦想的采访，他的回答更是简单朴素：就是把学校办好，培养好下一代。这种没有理想的理想其实对于采访者而言，是最难以捕捉到闪光点的，成稿也就相对不容易。虽然我们费尽心思地挖掘，但仍然效果不大。可是写完稿子，我们发现，这种平淡中孕育的力量，早已超越了文字所能传达的要义，梦想人人皆有，追求不尽相同。师新民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没有这样那样的勋章，但他每一步坚实的脚印和不言败的坚持，与那些将梦想挂在嘴边的人相较，何尝不是一个精神上的贵族。

师新民完全可以过一种衣食无忧、省心省力的生活，尤其是在这个压力无处不在的社会，当大家都在忙着捞金、减压，他却选择了“散财”、加压，选择了教育，选择办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只要对教育有些许了解的人都能体会到办民办学校的艰辛，生源、安全、资金、成绩等无不决定着一个民办学校的生存，没有一样可以让一个管理者省心，何况农民工子弟这个复杂的群体。说其复杂，一是生源的不确定性，二是家长的素质水平，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不但是培养学生，也是培养家长，为全民素质的提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师新民当过警察，采访中我一直想到一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而今，人到中年的师新民依然不言愁，活得优雅洒脱。他只是想着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该做点事，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这个名与名利无关，只是一步一步的足迹，为农民工子弟学生踏出一条人生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