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划片入学方案发布后，成都市高新区嘉年华御府小区的不少业主发现，小区没有划进一所刚完工的、由四川省教科院领办的梓州小学学区。小区大门走到学校大门不足百米，站在阳台上就能看见学校背景，但是却只能看，上不了。该小区的学童仍需穿过十二车道的梓州大道，去1.3公里外的行知小学就读。

为此，嘉年华小区325位业主众筹律师费，由8位适龄学童的家长向高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据了解，这既是成都市第一例学区划片诉讼，也是全国首例公开报道的学区划片群体诉讼。

近年来，由于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的全面推行，学区划片问题频频引发争议，由此引发的家长维权行动此起彼伏。于家长而言，如何划片不仅关系到孩子上什么样的学校，更关系到房产的价值，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不少案例中，一些业主遭遇“明明学校就在自家门口，孩子却不能就读”的困境，更增加了相关争议的戏剧性。

面对学区划片纠纷，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寻找解决之道，是好事，也彰显了家长的理性。对于教育部门来说，与其他维权方式相比，也更利于见到家长争议交给法庭来裁决。但是诉讼并不一定能让家长得偿所愿。

义务教育法规定“就近入学”，然而就近的定义并不是家长所理解的“直线距离最短”。每所学校的学位都是有限的，教育部门必然要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学校布局以及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来确定或者调整本行政区域内学校的施教区范围、招生规模。这是教育部门的法定职权。更多时候，学区划分主要还是依据教育部门自己制定的内部程序，而法官找不到法律依据对决策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

所以，在这类诉讼中，法院对教育部门的学区划分方案多表示尊重。媒体梳理发现，自2015年南京出现首例学区划分行政诉讼后，学区划分的行政诉讼案屡见不鲜，上海、广州等地教育部门相继因为学区划分、调整等情况被起诉，但尚无家长胜诉案例。

纠纷源于对家长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家门口的优质校不能上，不仅违背了家长的预期，也冲击了他们对公平的理解。家长的目标是让自家孩子入读最近的优质学校，然而教育部门的首要目标是让所有孩子在相对近的学校有学上。学区划分争议往往并不在教育部门的违法违规决策，而是现实所迫。每所学校的学位是有限的，供给决定了它很难满足周边所有居民的入学需求。

在供需关系没有得到缓解的背景下，即便法院判决家长胜诉，将某个小区划入某优质学校学区，问题恐怕也得不到解决，毕竟学校的容量在那里。比如，上文所提到的梓州小学，设计为每个年级225个学位的，但甫一成立就要接纳372位适龄学童，已经是超负荷运转、不堪重负了，即使想收更多的学生，也无能为力。

在深圳、杭州、成都等人口净流入较多的城市，快速城市化带来巨量的年轻新住民，他们生育率更高，对学位需求更大，对优质教育资源更加渴望。而新区教育资源配备相对滞后，优质教育资源矛盾尤其紧张。短时间内，由学区划分引发的矛盾还将不断出现。

化解学区划片纠纷，要求教育部门在决策时进行充分调研，充分吸纳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和意见、提高决策的公开透明度，使决策“看得懂、理得清、说得明”，尽最大可能避免争议和纠纷，寻求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归根结底，学区划分纠纷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就必须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解决。通过加快学校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来缓解供需矛盾、减少纠纷。具体来说，可以加大集团化办学力度、推动优秀师资在区域内合理有序流动，实现优质师资、课程等方面的充分共享，以缩小校际差距，提升家长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