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示

在知识与文化之间有个易被忽视、隐匿的高贵存在，即德性。有德是知性内化后呈现在行为中的人文素质与人文教养。

如今，社会上以知识代文化的现象真不少。我们常听人说，“这个人有文化，这个人学历高，这个人什么都知道”，等等。其实，细心分析会发现，这是典型的以知识代文化的现象。

有没有知识与有没有文化可不是一回事，知识仅仅解决知的问题，关乎一种确定性的了解，就如有的学者所说，知识是一个外在于你的东西，是材料、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而文化则是在知性基础上的内化，是一个促成以“文”化“知”，内涵为人格、人伦、人文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不确定的，但可以通过行为结果进行判断。如此，知识与文化便不可混淆，不然，好好的“绣花枕头”会看成是“一包草”，或本是“一包草”却被误认为“绣花枕头”，两者都不可取。

那么，以知识代文化的思维方式根源在哪？除了澄清两者不同，与之密切关联的其他要素还有哪些？毕竟，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固化会阻扰真实判断，尤其对于社会管理者、选贤任能者更要不得。事实上，在知识与文化之间有个易被忽视、隐匿的高贵存在，即德性。司马光早洞见到这一点，他在《资治通鉴》中区分了“有才无德”之人便是最好的确证。“有知识无道德”对于社会风尚危害大，这里，有德是知性内化后呈现在行为中的人文素质与人文教养。在西方，苏格拉底将这种蕴含德性的人文精神界定为好生活的必要，他呼吁雅典公民：“真正重要的是，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要活得好。”那么，德性自然是文化乃至社会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代伦理学者万俊人在论及城市文化时，强调“文化的根本是人文精神”，那么，德性便是人文精神的灵魂，是文化的核心。换言之，知识内化的过程必须与德性的内在涵养相辅相成，以“德”导“智”、以“智”养“德”，以求将丰富的知识转化为卓越的实践美德。人类学家林惠祥曾总结道，“文化是人类行为的总结，是动的即用的方面，而人类的躯体乃是静的即体的方面。文化与躯体有极密切关系，合之乃成为动静俱全，即体用兼备的全个人类”。可见，文化是人的知性、德性、行为等合为一体后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恰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德性和价值对人们知与行的价值导范和价值牵引的力量，从而导致以知识代文化现象，以及由此产生行为与认识不一致的后果。

了然这些就可以扭转认知，正确地看待知识与文化吗？未必尽然。没有对中西方文化生成的差异及其对知的习得态度的认识，同样会陷入模糊。也就是说，正确把握知识与文化需要了解文化生成的不同土壤和人们对知识的习惯认识。诚然，任何文化都内蕴深刻的民族烙印，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中西方文化生成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向，任何厚此薄彼都不中肯。建立在经验道德基础上的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性善基石，文化信仰在生生不息的勤劳耕作中延续；西方文化则建立在先验道德基础上，浓郁的宗教文化信仰为现世的赎罪提供合理合法的辩护，原罪文化带有鲜明的宗教特征。因此，以“文”化“智”、进而以“文”化“人”必然带有明显的民族与区域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也体现在国人对知的习得态度上。荀子在《劝学》中将此说得透彻，他将学习分为“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相比之下，君子学习是“美其身”提升自我，而小人学习是“以为禽犊”作秀炫耀。荀子以强烈的反差对比，凸显了“德”在人们“习得”过程中的引领和模塑作用与关键意义，这也正是化知识为文化的关棙和枢纽所在。因此，我们应当明辨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君子之学的态度对待知识与文化，并自觉将两者既相互区分、又相互打通勾连起来，以寻求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成长之路，也就是真正的幸福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