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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浦江之畔，群贤毕至，思想激荡。10月13日至15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全球五大洲的知名学者、智库专家、文化使者等齐聚一堂，“以学术照见中国，以中国回应世界”，共启思想交流盛宴，共绘文明互鉴图景。

资深政要：从世界舞台观察“中国治理”

本届大会特邀多位具有丰富国际治理经验的资深政要参与研讨，将专业类对话提升至全球战略的高度。这些资深政要从亲身参与的全球化治理实践出发，为审视“中国方案”、理解“中国经验”提供了难得的“操作者”视角。他们的见解，源于治国理政的亲身实践，因而显得厚重与深刻。

1978年，39岁的罗马诺·普罗迪从讲坛走上政坛，出任意大利工业部长。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两度出任意大利总理，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并推动欧元启用以及欧盟扩大至25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普罗迪想到马可·波罗和古代丝绸之路。他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很大的合作空间。面对复杂局势，中欧双方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共同议题，强化合作机制。

作为波兰经济转型的“核心设计师”，格泽高滋·科勒德克于1994年至1997年、2002年至2003年两度出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他的研究论文与书籍被译成28种语言出版，是“全球学术引用率最高的波兰经济学家”。他认为，当前国际局势日益陷入利益冲突的泥沼，致使一些人认为全球化已然终结。但若能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这种悲观论断将不攻自破。“全球南方”经济体对此变革寄予厚望，中国有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武克·耶雷米奇，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塞尔维亚前外交部长。他强调，国际合作并非一项选择，而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长期的稳定和繁荣，需要更多的耐心、沟通和远见。国际社会应当让理性成为主导，以避免出现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双输甚至多输的困局。

学术巨擘：在文明对话中“架桥铺路”

在本届大会上，还有一群星光熠熠的“架桥者”，跨越语言的藩篱，直抵思想的核心。

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安乐哲是中西比较哲学界的旗帜性人物。他因翻译《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德经》等而蜚声海内外，先后荣获孔子文化奖、中国政府友谊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等。安乐哲相信，翻译书籍不仅仅是翻译文字，更是翻译文化。他追求的是“译意”乃至“译境”，是让英语世界能够真正领会儒家、道家思想的现代生命力。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荣休教授高棣民，多年来频繁往返于中美之间。1979年2月至1980年2月，作为首批赴华交流学习的一名美国研究生，高棣民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时，中国学在美国学术界还是一个边缘的冷门学科。今天，它已成为一门“无法忽视的显学”。高棣民曾感慨：“我相信交流是有力量的。学术交流是打破偏见、建立互信最坚实的桥梁。培养下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增加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他们客观阐释中国的能力，是我的使命。”

作为欧洲汉学的领军人物，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校长李集雅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古代哲学与宗教经典，特别是儒家思想与中国伦理研究。近年来，她积极推动大学“向世界开放”，并将威尼斯大学的第一个海外办事处设在中国。在她看来，文明间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更需要人与人的交流、机构与机构的合作。这是一种持续的、充满生命力的对话。

基于本土经验和关切，谱写多声部“中国学”交响乐——

风从海上来。从资深政要、学术巨擘到青年汉学家，本届大会群贤毕至，以多元的构成、深厚的学养生动诠释“传统汉学”向“现代中国学”的拓展、“单一学科”向“交叉融合”的递进、“西方中心”向“全球多元”的转变。

一是范畴的革新：从“古典汉学”到“贯通之学”。理解当代中国，不能固守在古典文献的象牙塔内，而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宏大叙事之中，实现古今的贯通。

波士顿大学教授管礼雅提出，“中国的崛起为构建一个严谨、逻辑自洽且基于实证的文明定义提供了历史性契机”。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居表示，如果中国的繁荣与自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定义21世纪，那是因为中国承载了厚重的历史遗产与经验，并具备在逆境中奋起的能力。

二是方法的创新：当古老学问遇上“跨界武器”。中国本身的超大规模性与极端复杂性对任何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都构成挑战，也因此催生前所未有的方法创新。在世界中国学研究舞台上，众多专家学者就像一群充满好奇的探险家，广泛汲取不同学科的理论工具与分析技术，在跨界融合中寻找新的解释力与洞察力。

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进行了冷静分析：判断是否产能过剩，需要一套客观的、多维度的标准，而非政治化的口号。将节能减排目标、新兴产业初期的竞争性投资、中国雄厚的产业基础与供应链支撑等因素纳入分析模型，可以更清晰地透视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市场合理性与阶段性特征。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通过严谨的概念史考据，揭示了一个“被掩盖的真相”：今天国际学界所习用的一些概念体系，如“儒教”，在西方更多是被知识界逐步建构起来的标签。当大家意识到这些基本概念的历史建构性时，便有可能突破由少数知识精英基于书面文本构建的解释框架，转而以更广阔、更贴近社会现实的视野，去审视无比复杂而鲜活的东方社会生活图景。

三是视角的转换：从“单一叙事”到“全球合唱”。据了解，本届大会突破性设置了五大平行分论坛，既有“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的历史纵深，又有“数智时代的世界中国学：机遇与挑战”的未来展望；既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分析和经验启示”的理论探索，又有“多学科视域下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及“青年与世界中国学的未来”的代际传承，展现出世界中国学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指向。

南非总统府副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卡韦尼积极投身中国学研究，越来越关注中非关系、中国的治国方略和治理经验，希望从中探寻对非洲发展的有益启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教授阿尤布·撒勒塔史曾赴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进修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深耕东西方人文与历史的交叉地带，致力于构建一个基于历史联系的“丝绸之路学术共同体”。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赛义德·哈桑·贾维德两度驻华执行外交任务，累计在华工作近10年。他精通汉语，并研习俄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等多国语言。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名驻京的年轻外交官，贾维德因对中国未来的坚定信念，常与西方同行辩论不休。“彼时的我与今日的我都同样坚信：这些偏见与讥讽绝不会阻挡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性里程碑。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之上。这一壮阔进程，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和广大民众的共同努力。”（记者 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