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浩在《西部学刊》2025年第3期撰文指出：人们往往将“格里尔逊式”纪录片简化为“画面加解说词”的形式，这种解读忽略了格里尔逊纪录片模式所蕴含的深层意义和丰富内涵。“格里尔逊式”纪录片“画面加解说词”的模式，与格里尔逊的生命经验紧密相连，背后体现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关注现实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取向。将电影作为一种讲坛的理念，发展出“格里尔逊式”纪录片以解说为主的影片风格，但这类纪录片中画面与解说词并非简单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增强的关系，这与“形象化政论”存在显著的区别。虽然格里尔逊对过度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批评，但他并不排斥纪录片的诗意表达。通过对光影、构图和节奏的精心设计，“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呈现出了既具有诗意又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影像特质。